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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以这个仁作为中国政治的基本价值，第二，治理的模式或者治理的理念是什么？是共和。

但人民如何行善呢？施密特最终皈依了上帝：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不是人民性，而在于人民背后的神性，是世俗化了的神性。[14]参见高全喜：《论宪法政治》，《北大法律评论》2005年第6卷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8页以下。

在焦虑与阵痛中，规范宪法学与政治宪法学不期而至，都声称自己找到了叩开中国宪法阿里巴巴之门的密码，于是，两路人马开始了激烈的论争。宪法学的研究不面对宪法规范和宪法实践，孜孜以求于各种宪法理论，以宪法学而不是宪法为研究对象。国家领导人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仅仅是表达宪法改革的建议，无所谓合宪与违宪。进一步检索规范，1982年宪法第17条规定：集体经济组织在接受国家计划指导和遵守有关法律的前提下，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地方没有修宪的权力，无法修宪后改革，应该宽容违宪的行为。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事实，在宪法文本中也是一个规范。另一方面规定了国家行为的目标：以阶级斗争为纲将视为违宪。[5]详尽内容可参见韩秀义：《中国宪法实施研究模式评价》，载《东吴法学》2009年春季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

由于在论证逻辑与实体问题研究上都存在欠缺，所以，在这种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必然似是而非。[64]参见[美]拉里?卡塔?巴克尔：《中国的宪政、三个代表与法治》，吕增奎译，载吕增奎主编：《执政的转型：海外学者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291页。[37]王海明：《公正与人道：国家治理道德原则体系》，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84页。[15]张恒山：《法理要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9页。

[67]对人民政协具体特性的解释，可参见韩秀义：《文本?结构?权能：人民政协之特性剖析与发展前瞻》，载《东吴法学》2010年春季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90]详见韩秀义：《中国宪法实施研究模式评价》，载《东吴法学》2009年春季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109—115页。

[78]如果非要抬杠的话，当然也能够回答，如以宪法司法化为例，问：为什么宪法能够司法化？答：因为宪法是法律。[85]胡水君：《中国法治的人文道路》，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3期，第32页。徐振东博士区分了自由权与具有社会取向的基本权利，进而认为自由权可直接主张，具有社会取向的基本权利一般应通过法规范加以形成，但不能因此否定其直接主张的性质。在这个意义上，就可以将生命健康保障权视为基于一国尤其是中国的政治性宪法形式而存在的权利，这种权利也就是单一宪法权利。

[16]张恒山：《法理要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0页。其二，既然中国宪法权利制度具有如此的重要地位与功能，那么，针对不同类型的中国宪法权利，哪一个主体更有动力与能力去关注？就基本权利而言，由于其事关中国国家政权的稳定与持续，所以，可以认为执政党最有动力去关注。[7]详尽内容可参见韩秀义：《中国宪法实施的三个面相——在政治宪法学、宪法社会学与规范宪法学之间》，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4期。而从自由选择权之间冲突产生的根源来看，就是因为在私人自治与合意原则中出现了支配与服从的关系，所以，也就需要将之上升到宪法权利冲突的高度来加以规制。

之所以会存在一部分人没有或较少享有基本权利，一个可能的因素是特定集团的政治参与权在基本权利配置过程中取得了支配性地位，从而使得基本权利的分配出现了倾斜，导致了基本权利享有的非平等化。对于宪法法律论，笔者曾从研究假定、论证逻辑、论题指向与论证策略四个方面做出了相应评价，[5]这里不予赘述。

三则，一国应当具有怎样的基本权利制度，尤其是生存条件权的标准与范围如何设定，既有赖于政治性宪法权利的理性行使与理性要求，也取决于一国财富的丰富程度。在宪法权利分类的层面上，就可以将宪法权利的内涵做出简要概括：宪法权利是一种综合性权利，综合性体现在：在权利的规范依据层面，宪法权利是单一宪法权利与复合宪法权利的综合体。

当宪法权利是基本权利时，就具有可直接主张性，因为此时的宪法权利与人能否存在与维续直接相关，不能等宪法权利法律化后才可主张。（陈弘毅：《当代西方法律解释学初探》，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3期。[51]于飞：《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的区分及宪法对民法的影响》，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5期，第61页。[58]韩秀义：《阐释一个真实的中国宪法世界——以宪法常识为核心》，载《法律科学》2011年第5期，第38页。尽管道德的民主法治至今尚无对应的历史形态，[86]但这并不妨碍分别从道德与政治两个方面来说明问题，而且，从发展的眼光看，如果执政党对基本权利之护形成了有效的制度模式，或许就能够为道德的民主法治提供一种现实形态。如于飞博士就认为：在原则上宪法基本权利对民法没有效力，尤其不认为宪法有如间接效力说所谓的对整体私法领域的效力，但宪法可以对民法有影响，此种影响表现在局部的、有类似于国家——人民性质的私人关系中。

分类针对性与科学性的基本要求是应将中国宪法权利的特有属性挖掘与展现出来，进而提炼、抽象出能够深入解释中国宪法权利问题的关系原理，而既有分类的本质性缺陷恰恰是针对性与科学性的贫乏。说自由选择权之间存在冲突，从宪法原则来看，就是权利一方基于某种优势地位侵害或剥夺了另一方利用社会合作做出非基本贡献的机会，在民商事领域的典型表现就是垄断，在社会生活领域就是对外来者的拒绝与歧视。

如从事各种民商事行为、组建各种民商事组织就属经济自由权，而如自由迁徙、组建各种非盈利非政府组织就属社会自由权。[37]换言之，没有每个人通过缔结社会而做出的基本贡献，其他贡献必将无从谈起，因此，基本权利与非基本权利之间的冲突是一种涉及宪法基本价值的利益冲突，也是宪法权利冲突的典型形态之一。

这种权利的核心作用在于保证政治参与与政治表达的政治效果与法律效果，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结社权乃为政治参与权与政治表达权的保护性、支持性与手段性权利。在这个意义上，学者们就行为艺术家的杀人行为不属于艺术自由的解释就没有达到相应的理论高度：虽说从表象上看，行为艺术家的杀人行为受到了法律的禁止，但从本质上来看，之所以行为艺术家的杀人行为不具有正当性或不是法律权利，乃是因为这种行为给他人乃至社会造成了损害，从而不符合权利设定的无害性标准，进而言之，如果非要说这里面存在着所谓的权利冲突，它也不是通过循环论证所得出的基于位阶而产生的权利冲突，而是义务冲突。

[61]具体学术个案，可参见张千帆：《权利平等与地方差异：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另一种视角》，第一章从管制到自由——迁徙权的宪法演变及其对国家统一的意义，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没有非基本权利卫之制度化，基本权利的护也不会巩固与持久，但与基本权利制度有所区别的是，在非基本权利领域，主要的行动主体乃为以人大为核心的政府和公民（团体），执政党的角色乃是政府的是监督者与保障者，从而需要在政治主权系统与治理主权系统形成相对严格的区分。[63]就中国的政治与宪法体制结构来说，其构成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中国宪法典所规定的各类国家机构，这也就是所谓的正式国家机器。其次，出于验证新类型划分解释力的考虑，拟应用所提出的新类型对中国宪法权利的本体论与关系论、中国宪法权利的护卫机制做出解释与展望。

在这个意义上，活的宪法就是通过先例的累积和进化，在某种程度上受公正和善策观念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法律。虽说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宪法学理论中并不缺乏关于宪法权利的分类，但这些分类成果是否可以无障碍地拿来为我所用，还需要慎思明辨。

[63][美]拉里?卡塔?巴克尔：《中国的宪政、三个代表与法治》，载吕增奎主编：《执政的转型：海外学者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292页。由于基本权利要求完全平等，这就需要在国家财政支出的分配上优先考虑基本权利，鉴于执政党在国家权力结构上的强力地位与统摄（总揽全局）能力，依然可以认为执政党最有能力去关注。

尽管笔者比较大胆地从中国宪法权利的形式依据与实体内容两个角度，把中国宪法权利划分为两类四种，即单一宪法权利与复合宪法权利、基本（宪法）权利与非基本（宪法）权利，但这种划分是否具有解释力以及解释力如何，还需要应用这种新类型，进行相应的理论与制度验证。[82][美]拉里?卡塔?巴克尔：《中国的宪政、三个代表与法治》，吕增奎译，载吕增奎主编：《执政的转型：海外学者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298—299页。

二、单一与复合和基本与非基本：中国宪法权利新类型的划分与解释张恒山教授在分析法律权利问题时指出：法律权利作为关于一种行为的肯定性评价和认可，表面上是由法律规则所规定的。[2]参见张翔：《基本权利冲突的规范结构与解决模式》，载《法商研究》2006年第4期。[62]只有当正式的国家机器与中国共产党的制度相结合的时候，国家本身才能被认为是完整的。另外，沃马克教授实际上认为，即使认为法治而不是立法民主（立法民主就是指西方的自由民主）对中国来说更重要，也可认为政党—国家民主化亦可成为中国法治的先决条件。

从对（中国）宪法权利研究所存在的种种缺失来看，一个重要原因是学者没有对（中国）宪法权利做出或使用具有针对性与科学性[9]的划分。[26]依据贡献的不同类别，就可把中国宪法权利在内容上划分为基本权利与非基本权利，若将这种划分同中国宪法权利的形式划分联系起来，就是基本权利是同单一宪法权利相对应的，非基本权利是同复合宪法权利相对应的。

若坚持天赋人权论，那么杀人犯就不能被剥夺生命权，原因很简单，因为杀人犯也是人。由于政治参与权具有决定甚至决断的属性与意味，或者说，政治参与权的行使结果会直接关涉到基本权利和法律权利的保障和配置，所以，政治参与权之间的冲突较之于政治表达权对不同主体的利益就具有更为直接、现实与重大的影响。

而所有这一切，根源于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的区分。[21]笔者认同按照贡献分配权利的主张（即贡献论），基本理由包括两个方面：其一，贡献论能够弥补天赋人权论的缺陷。